。”

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

和事佬孙清娜听到这里，明白是积怨已久使然，并不是她巧舌如簧就能化解开的。时间带来的问题，只能交由时间去解决。

左庸和左妈妈闹崩，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左爸爸和左妈妈不再到孙清娜家里来。幸而有欧元做纽带，两家人不至于不联系。

两家人之间，从工作日时爷爷奶奶到孙清娜家上班，变成了周末孙清娜和左庸带着欧元去爷爷奶奶家蹭饭。

时间如是过去一个月，孙清娜突然悟出其中的好处来，因此不再积极推动两人和解。

好处是三口之家的亲密度明显攀升；没有老人在一旁监督，出现的问题更好解决；没有老人在育儿方面当防护罩，教育起欧元来更见成效。

2009年，在复杂的情感中终结。

这一年，左庸最得瑟的一件事是他投稿的《我所见证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得了上海区一等奖，不足两千字的短文，赢得三千块稿费。

孙清娜将他的征文发给远在清迈旅游的爸爸、妈妈，算是有喜共享受。

征文开篇这样写我的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辞退美国的工作回到上海。回首过去我感叹到三十年前一美元兑换三点六元人民币，二十年前一美元兑换六元人民币，五年过后，一美元兑换十元人民币，从那以后美元的价值便开始回落。零三年中国汇改后，美元更是天天在贬值，我可不想等到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元贬值成墨西哥比索的时候再回国。美国的经济在我眼中会比现在更糟，而中国会一天天强大。

是拍马屁吗？

不管别人信不信，孙清娜再明白不过，那是抠门左庸的真实动机。

在这篇征文里，左庸回顾了他的人生经历及感受。

“记得七八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常讲，到二零零零年我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二零零零年，当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四个现代化”又是如此神秘。

那年我父母的工资加在一起是九十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官方牌价，三点六元人民币换一美元，辛苦一个月兑换二十五美元。

小学三年级时有个同学问我，我们这一生中有无可能拥有一辆汽车，凭印象我父母各自的工资已涨至六十元，我很快给他我的运算结果不可能。”

“小时候我家住四楼，父母老是会说，帮着把垃圾倒了。每一次我提起破旧的垃圾桶，跑下四楼，穿过马路，拐过一个弯，把垃圾倒进一个很小，很乱，很臭的垃圾房，再很不情愿地把垃圾桶提回家。

一次看央视的国际新闻，有条新闻报道说，美国人觉得黑色的垃圾袋太单调了，因而一家公司开始销售一种印制花纹的垃圾袋，还有西瓜、芒果、巧克力等图案可供选择。

当时我羡慕不已美国人真是富有，居然每次都能把那么一个大的垃圾袋扔了，而不用把它取回来。要是有一天我家那么有钱，我就很知足了。”

“八八年，我上高中，恰巧一位美国的校长来我校访问，我负责了其中一部分的接待，继而萌生去美国念大学的想法。

一番波折加上运气，我真的被录取了。

九一年，父母把全家的积蓄变成我的两箱行李和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按当时规定因私出国可以按五点六元人民币换取一美元的官方牌价兑换最多三百四十五美元。那一年，我就带着这三百四十五美元一个人去了美国。

虽然在美国享受全额奖学金，我还需要找一份工作好保证自己在美国举目无亲的生活。

当时校招生办近乎同情地给了我一份工作。自此我每周上班五个小时，每个小时挣五点四美元。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我的老板拿出一大叠电脑打印纸把我带到办公室后面的小房间，指着一个像半个厨一样的机器，一字一顿地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