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胆子小，虽然有贪心，明面上的贿赂一概拒收，于是盐商们纷纷购买田宅和器物，送给了他的家里人。

7年后普福走了，临走时从盐务的帐上借走了4万两白银，还推说自己没有路费，盐商们又凑了一万两给他，由于普福平时衣着朴素，乾隆还以为他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廉官员。

接下来是高恒，他刚上任就开会，而且很喜欢请客吃饭，每逢他邀约，盐商们从不缺席，借着乾隆下江南的事由，他“开会”不知道多少次，偶尔还到盐商家中做客，看到精美的古董字画，只要多站几秒，这幅字画就会送到高恒面前。

这些画有的会送到乾隆的面前，比如明朝“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的画，乾隆不仅在这些画上题诗，还临摹了唐寅的《折梅仕女图》。

有人从湖广这些地方迁出，但是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除非进行人口普查，否则很难确定每个地方确切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盐引，这也给了盐政漏洞。

自清朝与缅甸爆发战争后，军粮是由贵州和云南的，zy原本属于四川，雍正六年划分行政区域时归贵州管辖，这部分盐引也就归贵州了。

战争期间无法人口普查，满洲xhq人彰宝在清缅战争期间出任驻老官屯督理粮饷，并且督运入缅军粮。

彰宝其实也不是个“两袖清风”的人，他也是看上了苏州巡抚这个“美缺”，谁知道美梦变噩梦，乾隆朝最大的两个案子在乾隆三十三年一起在他手上。

高恒被调走一是因为高晋担当两江总督避嫌，二是因为他被调任内务府大臣，他走的时候还对盐商们说以后会照顾他们，于是盐商们的“孝敬”就给了这位皇亲国戚，没有给后来的盐政尤拔世。

不给他好处又有那么大的窟窿，盛怒之下尤拔世就把这层窗户纸捅开，不过他写奏折的时候没有列数高恒等前任的罪行，他任内共用了八万五千两白银，加上赊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库内还有十九万余两白银，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请内务府查收。

历任盐政都没有主动报告过盐引的收支，只是不断说人口增加，需要增加盐引，两淮盐政居然只有十九万两？这二十年间，如果以每引3两，总税收应该超过一千万两，但户部并没有这笔盐引收入备案，关键是内务府查收，盐税是不进内务府的。

钱上哪儿去了？彰宝也是四月份到的江苏，除了高恒在bj宝钞胡同的豪宅，在苏州也有个豪宅，对外说是迎驾的行宫，实际上乾隆去苏州都住在苏州织造府。

为了治理贪腐有了养廉银子，对于官员任上贪污乾隆也是知道的，可是从“清廉”的普福家中地窖里挖出200万两，性质就不一样了。

口说无凭，必须要证据。贪腐案的证据好找，可是叫魂巫术案就只能凭口供了。

因为叫魂案彰宝被革职了，三十四年又去了云南。

虽然暹罗并不是故意不将米卖到福建，因为本国战乱，他们的百姓也只有树皮草根可以吃了，可是福建还是因为天灾和各方面问题形成了饥荒。

东南是人口大省，想象一下如果清缅战争输了的后果，就让举人不寒而栗。

这一仗不得不打，而且必须得胜。鄂宁上书招安缅甸将领，乾隆将他调至福建，举人还拿着西林觉罗家的推荐信，离开bj投奔他去了。

至于彰宝，他在云南调走后也勒索了县令王锡，关键是他亏空了军粮，这个案子也是袁守侗审理的。

雍正之后施行“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设立府、厅、州。移民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边是不讲王道，只讲霸道的官府，一边是全员习武，而不喜欢以口舌争是非的苗人，还有“你从我，就免受兵戈”的白莲教。

苗民不善交易，移民高价将日用品赊买给苗人，令秋后还谷并以土地作为抵押，无力还谷的苗人不得不交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