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也有可能。

停棺的位置也有不一样的收费，亨利八世在1529年起草了《规范教士征收丧葬费的法案》，教士不得向动产少于10马克的死者征收停尸费，不得超过常规费用。

后来他又颁布了《永久经营法》，这么做的目的是阻止捐赠者向教堂捐赠土地，所有不动产转让“因有损国王和臣民”而被宣告无效，此前已将转移的土地将收缴归“中间领主”。1545年又颁布了《教会解散法》，将一些年收入200磅以下的修道院解散，财产被没收。

关于不动产的捐赠被严格限制了，动产却没提，在亨利三世时，教会法院已经取得了对动产遗嘱处分的特权，主教及教区内的宗教法官受责执行遗嘱，尤其是那些遗嘱是为了虔诚事业，但又没有指明执行人时，此时主教将成为宗教法官，而其他法院的法官则被视为无权胜任、也无权管辖。

另外一条，当规划为“虔诚事业”的遗产不足以完成遗愿的时候，“债务”“优先”从私益遗赠予以清偿，如果立遗嘱人删除，或者经立遗嘱者提出删除，将被视为违背其本意，是魔鬼在引诱他不去做“虔诚事业”，拯救自己的灵魂。

15世纪中叶以前这事没法告，卷宗在衡平法院积累了一层又一层，但衡平法院无法受理，就是因为亨利三世授予教会法院的特权。

哦，你说涉案金额巨大？托斯卡纳的女伯爵曾企图把三分之一个意大利捐了，虽然后来被人阻止了。

父亲明明家财万贯，却一个子儿都没给儿子留的情况不少见，与马尔福争伦敦慈善住房开发权的皮博迪就是，他反倒是给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捐了博物馆。

1786年有一个案子，有一个立遗嘱者打算捐钱，在南惠特利修建一所新的教堂，牛津主教反对这件事。

牛津是一座大学城，在牛津找不到大学的固定地界，不像霍格沃茨有野猪拱卫的校门。

除了土地的产权问题，地面的“历史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有的是以名人命名，可以说是另一种风格的纪念碑。

那个捐赠者只是个普通人，却想在大学城里修教堂，不过谁都没想到在牛津执事跳起来之前，大主教居然先反对了。

在1579年培根爵士从掌玺大臣的位置上卸任后，曾要求强制执行遗嘱诉讼由宗教法庭受理，衡平法院的大法官也是那么觉得的，私益遗赠的受赠人应该在其所在地宗教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是这位遗嘱执行者，他必须要完成立遗嘱者在牛津修教堂的遗愿，然后他才能获得私益遗赠。

教会的想法是希望把这笔善款用于修缮现有教堂，给牧师增加津贴，这符合慈善事业的“近似原则”，当立遗嘱人所设立的遗愿无法达成时，可以用于相似的慈善目的。

遗嘱执行者则严格要求必须修新教堂，否则这笔遗嘱应被视为无效。

事情闹到了掌卷法官那里，他刚好是一位因为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逃到英国的法国贵族后代。

最后的结果是新教堂还是要修的，却只是一个小礼拜堂，1000英镑用于提高牧师津贴，剩下的归遗嘱执行人所有。

从15世纪开始，世俗信徒们就不再相信教会法院管辖和审理遗嘱案件了，第一教会法院诉讼费用过高，程序拖沓，第二是教会普遍腐败，许多遗嘱执行人和管理者也宁可坦诚得接受谴责，只要所做的欺诈行为能够在现世带来好处。

另外就是为没有继承权的所有人打算，在普通法上，除了某些特权城市如伦敦，遗嘱不能遗赠土地，通过慈善遗赠则可以将土地进行转让。

《傲慢与偏见》中乡绅班内特先生的侄子成了教区牧师，他在班内特家没有儿子的情形下，成了班内特先生财产的继承人。

如果班内特想绕过他，将土地给自己的女儿们，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