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调查和取证需要时间，在这期间的人们是惶恐不安的，而这也是行为功利主义者想要规避的。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假设，一架飞机被恐怖分子挟持，要撞击高层建筑，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空军飞行员是否该击毁那架客机呢？

一方面空军飞行员存在义务冲突，击落飞机是杀害平民，但是只杀了少数人，不击落则是不作为杀人，机上的乘客和高层建筑里的人都会死。

如果空军飞行员谨守着规则，宁可让飞机的无辜者和高层建筑中的人都死亡，也要遵守“不得为了任何目的杀害无辜的人”的规则，那他就会陷入义务论，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的义务是什么？

再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这架飞机上有一个乘客是特殊的，他可能是重要的科学家、皇室人员、甚至是他同僚的亲人。当飞行员决定击毁客机的时候，他的同僚杀死了他。

当飞行员或他的上司决定击毁时，他们没有将飞机上的乘客当成人，那个第三者却因为亲人在飞机上，做出了他觉得有可能的判断，飞机上的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解救了被挟持的飞机，阻止飞行员击毁客机。

同时也有这种可能，飞机上的乘客、高层建筑里的人以及飞行员因为第三者的阻却都死亡。

所以可以这样说，谁接到这个任务谁倒霉，除非上司和飞行员有深仇大恨才会把这个任务交到他手里。

如果其余旁观者基于某个规则，认为不可以击落飞机，那就是纵容恐怖分子将乘客作为工具，所以不宜动辄以生命作为手段，批判行为功利主义的观点。

一旦规则出现了“例外”，比如“我不可以说谎”变成了“为了保护更多的生命”而说谎，那么它也会坍塌成行为功利主义，为了某个非正义功利而惩罚无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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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人都认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击毁客机时，一个人认为，亲人带给他的快乐和幸福多过其他人活着给他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时，他动手杀了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这是基于他的理想规则体系的决策导致的后果。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即便aca和神奇动物保护司处决了无辜的生命，也无人追责。

然而现在西弗勒斯所面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了，人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哪怕他没有诽谤或诬告任何人，而是提出了一种假设。

有一个俄国间谍出于某种目的潜入了白金汉宫，在墙上留下了“琼恩在这儿”的字，这么做是为了制造恐慌。

要是平时或许有人会信——要不然就只能接受闹鬼了，可前阵子才有人出书指控军情五处总干事是俄国间谍，白金汉宫要是也有俄国间谍，下一个是不是该说女王也是间谍假扮的？

尽管a先生说某位“先生”大发雷霆，却没有否认这个可能性。因为两个月前，有一个西德的年轻人开着飞机在克林姆林宫降落，接着俄国“防空兵”的数量就在激增，导弹和战斗机的数量也增加了。

现任军情五处总干事叫“马丁·琼恩”，他的保险柜里放着不少机密档案，然后放在公寓里的档案都没了，西弗勒斯继续留在这里“等通知”。

她不知道英国公务员的效率如何，反正克格勃在那个西德青年降落一个小时后逮捕了他，当然，那架插着德国国旗的飞机没有被击落。

其实为了让“戏”演得真，可以真的找个囚犯让其溺死，让他的肺里充满藻类的海水，这可比肺炎产生的水“细节”多了。

可在面临各种道德责任和义务时，不能因此而无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否定个体的生命存在。

如果她处于那个时代，她不会支持格林德沃，也不会支持邓布利多，尽管她必须和斯卡曼德一样选边站。

她拉上了窗帘，隔绝了室外的阳光和视线。

她打算换衣服出门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