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你不能在这儿住，万一有个好歹该怎么办？这事儿我得管。”

安苏拉扯着刘桂琴就往外走，刘桂琴说道：“二娃结婚时候说好了，我到外边住，我在这儿挺好的。

不能跟媳妇闹，我这岁数了，死哪儿都行。”

安苏急眼了：“咱不找他们闹，咱去租房！你必须听我的，这钱厂子里出！

你可得把身体保住了，要不你这情况我回去跟小吴说，他还怎么上班？

他不安心，我们厂子生产也会受影响，你说该怎么办？

就这么定了，咱们去外边租房子，你收拾收拾随身的东西。”

连拉带拽，又以开除吴存光相威胁，这才让刘桂琴离开杂物间。

看房子、谈租金，折腾一天才把刘桂琴安顿好。

之后，安苏又去了那十多家，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第三天的时候，铁厂一名副厂长登门拜访。

这位副厂长叫苏铁民，他跟安苏说：“大姐，您可是找了条好出路，要不把我们都带过去得了，家里这个乱摊子真是守不下去了。”

王铁民是前年厂领导班子整顿时提拔起来的，当初安苏也有机会进入铁厂领导层，但是她顾忌身份，自己选择了下岗分流。

就是说，安苏包括派遣到远东冶金的员工，在铁厂这边已经是下岗人员了。

王铁民说，新的领导班子还算尽职尽责，去年的产量、产值、销售收入、资金回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不考虑贷款利息和资金费用，算是扭亏为盈，利税达到了3100多万。

现在的铁厂坚持“不付款、不发货”，避免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并积极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加快清理“三角债”，通过相互抵债等方式清账达到了3000多万，再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换回汽车、水泥、日用品等物资总价值1.5亿元。

听到这里，安苏问了一句：“你就别往脸上擦烟粉了，听说顶账的水泥有问题？”

王铁民也没有隐瞒：“哎......拿来顶账的，哪儿有好东西，那些水泥都砣住了，用的时候需要砸碎了，盖楼房不行，只能卖到农村，给老百姓盖平房、砌猪圈用。

我们也是没办法，就连这样的东西，也得抓紧抢过来，晚一步欠款就打水漂了。

还有200多台车，平均折算每台都在20万，实际上5万都不值。

今年年初，我们按照经贸委的要求，推行了韩钢经验，实行了分段分包制度，把厂子各道工序作为独立的单元，按照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也实行了‘成本否决’的办法，但是并不能解决市场问题。

我们的包袱太重，厂里测算过，到上半年我们的负债达到了13个亿。

另外，我们名声太差，同样的产品，我们不降点价就会遭到排斥。

实话说，这次来也是厂里领导们委托我来的，请您看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帮我们想想办法，这三千多号人，不能再这么守着过下去了。”

回家这一行，安苏的心乱了。

她是给下岗那批工人找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可是工人远在国外，家里不能照顾，如何两全？

韩江铁厂这乱摊子又怎么收拾？她本想跳出铁厂的圈子，不闻不问，但王铁民最后讲，他是代表厂里3000多号人来的。

王铁民曾经是2号炉的主任，比安苏小不了几岁。

离开时候，安苏分明看到对方眼里打转的热泪。

几天后，安苏去燕京看望父亲，说出了自己的焦虑，她想帮铁厂拜托困境，却无能为力。

安老端详着女儿说道：“世间哪有双全法？这也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

韩江铁厂几十年年一直不死不活，越这么拖下去包袱越重，我看最终还是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