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

只是，文彦博看着看着，眯起了眼睛。

因为这些文字、故事，分开看的话，可能没什么。

只是些教导天子，应该重用大臣，应该用道德，来选拔官员，用仁厚来对待大臣，尊重宰执，优遇士大夫等等。

可这些事情连起来，味道就不对了。

就听着端坐在御座上的小官家道：“三朝宝训，乃是两位宰相及诸位先生们，夜以继日，不辞辛苦，摘取祖宗圣训、言行，以教朕听政、问政、理政之学也。”

“左相康国公，在进宝训于朕时，曾与朕言：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新，德及天下！”

“朕于是笃而学之，以求日就月新！”

文彦博听着，一楞一楞的，条件反射般的道：“陛下圣明！”

赵煦看着，嘴角微微翘起来。

和孔孟的经义一样，死掉的先帝，同样不可能再从棺材起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言行了。

而大宋士大夫们，连孔孟两位圣人，都可以直接沟通，然后宣布自己已经知道了圣人的‘真意’，参悟了当年‘圣人们’的用心。

自然不可能放过‘先帝们’。

所以，这所谓的《三朝宝训》，其实就是一部士大夫们出于他们自己利益需求而人为编纂、摘写的所谓‘祖宗圣训、宝训’。

其真实性，不是没有。

但大体类似现代的《读者》、《知音》。

上面摘录的、截取的事迹、对话，都是被美化过、粉饰过的，甚至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还得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经筵官奉旨编纂《三朝宝训》的时候，循的是仁庙朝的故事。

而在仁庙时代的《宝训》，大量采用了民间流传的故事。

甚至直接参考了石介私修的《三朝圣训》。

有了这个前例，无论是韩绛还是吕公著，不管是范纯仁还是吕大防，都在这《三朝宝训》的编纂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民间故事。

好多事情，甚至是直接拿着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以及其他旧党士大夫大臣的私人笔记里的故事照抄。

所以，后来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篇》的时候，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各种《宝训》、《圣训》的资料，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他发现，这些《宝训》、《圣训》上的好多事情，实录找不到，国史上也没有记录。

甚至连年月日都模糊不已，只能勉强靠着谈论的君臣来推算大概年月。

赵煦当然也不会惯着这些士大夫们。

新闻学嘛。

搞得好像他不会似的。

和尚摸得，贫道自也摸得！

“所以，太师，朕这是在循祖宗之法，用祖宗爱民为本，以天下为先，社稷为重的理念，来行祖宗‘重牧宰’、‘体大臣’故事。”

说着，他就开始背起来了，他自己摘抄的那些片段。

大体上都是仁祖如何、英祖如何、皇考如何。

其事迹也都是，三位先帝，重用、亲近并信任大臣，放手施为，最后在这位贤臣、能吏辅佐下，终于将某某地区的叛乱镇压或者灾荒安定下去。

其中，甚至还有文彦博自己的故事。

“仁祖庆历中，贝州兵变，天下震动，仁祖叹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日日上殿何用？”

“时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枢密副使，闻而慨然，乃乞见仁祖，奏以贝州之事，述安民平乱之策，进抚赏大军之言，仁祖乃喜，曰：朕以军国托付爱卿矣！乃拜宣抚使，出平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