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着作。

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至此方有墓志一说，故幼学琼林中有记载：挽歌始于田横，墓志创于傅奕。

史事讲将2隋唐五代三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