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杨国忠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之后，扶风太守房琯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杨国忠采取两面包夹南诏的策略：派遣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领唐军从北方进攻南诏，从安南都护府调兵从东南面进攻南诏，由于南诏方采取诱敌深入对策，将唐军引至南诏都城大和城后闭壁不战，加之唐军长途跋涉，粮草不支，遭受瘴疫之苦，水土不服，结果唐军全军覆没。杨国忠再次遮掩败绩，仍伪造捷报上书朝廷，但写史的人因为极端厌恶杨国忠而夸大了唐朝的损失，把李宓写成了死在南诏，并将唐朝损失的人数夸大为七万、十万等多种说法。实际唐朝损失人数远少于此数，且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记载李宓在征南诏之后返回了长安，“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最终，两次“天宝战争”皆以南诏的胜利而结束，南诏不仅背叛唐王朝，投靠吐蕃，还降服了周边的寻传蛮和骠国，并趁机北进，占据剑南的嶲州和黎州。

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爱。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还算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不放在眼里。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但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

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杨国忠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皆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改任安禄山为左仆射。至此，安禄山与杨国忠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以至于后来反叛一触即发，加之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安禄山反叛后，玄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杨国忠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说：“现在造反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将领和士兵都不想造反，不过十天，必定把安禄山的头颅传送到长安来。”玄宗信以为真，大臣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由于安禄山的反叛日趋严峻，玄宗计划御驾亲征，下制令太子留守代管国事，又在朝堂上宣布此事，杨国忠非常恐慌，叫韩国、虢国、秦国三位夫人游说杨贵妃，让她口中含土向皇上请命阻止，事情就此作罢。

哥舒翰率兵镇守潼关，叛军长久不得进，形势也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重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杨国忠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由此潼关失守，哥舒翰被擒，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的防御使都弃郡逃跑，各郡的守兵都溃散，战场形势急转而下。

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决定逃往四川避难，当走到马嵬驿时，将士们又累又饿，加之天气炎热，拒绝继续前进。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一致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于是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士进行煽动，说这场叛乱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

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