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而败，仅以身免。在此之前，宪宗询问群臣讨伐吴元济是否妥当。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惟有裴度声称：吴元济不可赦免。及至高霞寓兵败，宰相们以为宪宗必定厌倦用兵，想以停止征讨应答。众宰辅在延英殿刚要启奏，宪宗说：“一胜一负，是兵家的常态。若是王师就不该失败，那么自古以来朝廷用兵还有何难？屡屡无所不能，就不应留有这号凶贼。今天只论此次用兵该与不该，以及朝廷决断处置是否妥当，众卿只须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处理。将帅有不合适的，撤去，毋须迟疑；兵力不足的，迅速给予接应。怎么能够因一个将领的失利，就阻止既定的大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王稷家的两个奴仆告发王稷掉换其父的遗表，隐瞒了进奉朝廷的财物，宪宗将奴仆留在宫内，派宦官去东都搜查王稷的家财。裴度从大局考虑，建议宪宗停止追查，以安抚全国的将帅。宪宗当天就让宫内使臣返回，将两个家奴交给京兆府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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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颜、乌重胤诸将屡奏捷报，但唐军征讨淮西四年，朝廷难以支付粮饷，而诸将彼此观望，轻忽剿寇，收获甚微，宪宗也以此为忧。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人以劳损军力、耗费财赋为由，劝阻宪宗罢兵。裴度在旁缄默不语，宪宗向他征询意见，裴度回答：“臣请求亲自督战。”次日，在延英殿重议此事，待李逢吉等出殿后，宪宗单独留下裴度，对他说：“卿确能替朕出巡吗？”裴度匍伏流泪说：“臣与此贼誓不两全！”宪宗也为之动容。裴度又进言说：“臣日前看到吴元济的乞降表，料想这个逆贼，处境实已窘迫，只是我军诸将持见不一，未能进逼，所以未降罢了。如果臣亲赴行营，那么诸将各都想要立功来巩固圣上的恩宠，剿灭此贼是必定无疑的了！”宪宗表示同意。

裴度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之职，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光、蔡州观察使，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为顾忌淮西行营都统、宣武军节度使韩弘而不愿加“招讨”之名，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又请求将“改弦更张”改为“暂停枢衡”，将“烦劳宰相”改为“授以成谋”。他因此行既兼招抚，因此请求将“剪除”改为“革心”。宪宗一一予以采纳。裴度又委任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人任判官及书记等职，这些奏请也都获准。

德宗时，朝政多有乖情悖理之举，朝廷官员偶有过从，也多命金吾卫暗中侦察上报，以致宰相不敢在自己家中见客。到裴度辅政，因众乱臣逆贼尚未诛除，应接待奇才能士，共商破贼计谋，他于是奏请在宰相私宅接见宾客，宪宗准奏。从此天下贤才俊杰得以向宰相献计出谋，宰相能在私宅接待才士，是由裴度奏请而施行的。自讨伐淮西以来，朝廷的军队屡遭失败，议论之人因官军被杀伤的人愈来愈多，转送不及，考虑息兵撤军，频繁交相进奏。裴度认为根本的祸患不及时除掉，终将酿成大祸，不除淮西的腹心之患，两河的寇贼，也将效法淮西逆贼，与朝廷一争高下。于是坚决请求坚持讨伐，宪宗十分倾心信赖裴度，因此言听计从毫不犹疑。

裴度受命后，在延英殿回答宪宗策问，进陈衷情说：“主忧臣辱，理当赴义捐生献必死之力。逆贼被灭，则将有朝见天子之日；贼在一日，则将无返回朝廷之期。”宪宗为他的恳切陈情潸然泪下。同年八月初三，裴度前往淮西，宪宗诏令神策军派三百名骑士随从护卫，并亲至通化门慰问勉励。裴度在城楼下含泪辞别，宪宗赐给他帝王佩用的通天犀角腰带。裴度名义上虽是宣抚使，实际上行使元帅职权，仍以郾城为官署所在地。宪宗因李逢吉与裴度不和，于是将其罢相，外调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