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勤王之事将各地大员都牵扯进来, 于是出兵之前的准备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整整几个月的时间里, 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在各府之间不断流转。
对于三府出的勤王令, 每个收到公函的地方大员都做出了回应。无论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情愿或不情愿, 几乎无人拒绝参与勤王之事,而且明面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即使朝廷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可从名义上说,所有人仍是朝廷的臣子。救驾之事义不容辞,绝无推脱之理。
而因为三府府尹都了勤王令,各地诸侯也几乎给每位出勤王令的府尹都回了函,反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勤王之事到底由谁来主持统筹?三府之间总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要不然什么时候兵、去哪儿驻军这些事儿都定不下来, 共同剿匪自然无从谈起了。
在主导权这事儿上, 京兆尹费岑没怎么努力就放弃了。本来么, 他勤王令的目的只是趁机推脱自己剿匪不力的责任, 争不争功劳都是其次。且他远离京城,这事儿由他来操持也不好办。
而河南尹鲁广和广晋府尹刘松之间为了这件事,互相之间口诛笔伐了好几回。现在朝廷无主,两人都有趁机揽权的意图。
眼瞅着勤王之事可能就要因为两人的相争而黄了, 也不知鲁广是忽然良心现还是怎么的,竟然主动让步, 将主持统筹的权利交给了率先起勤王的刘松。
刘松这下扬眉吐气,仿佛自己已成了朝廷的代理一般,简直春风得意, 又再次向天下诸侯广公函,推进勤王一事。
然而他的春风得意并没有维持太久。他很快就现,此事非但不代表权势,相反,还是一个大坑、巨坑、天坑!
——虽说各府都表明了同意参与勤王之事,然而参与是一回事,各府愿出多少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凡离京城越远的地方,愿意出动的兵马就越少。譬如那江南府和临安府,明明都是鱼米之乡富裕之地,没怎么受过兵祸之灾,按说应当兵强马壮才对。却竟纷纷在信中推脱自己民生困顿,兵丁稀少。一个肯出三千人,一个索性只想出一千五百人。
毕竟他们离得远,叛军之乱对他们无甚影响。而救驾成功,他们能分得的好处也最有限。因此他们摆明了只打算走走过场,面子上过得去就行。至于剿匪能够成功,他们根本就不大关心。
而边远的诸侯出兵出力少也还罢了,就连中原一带的诸侯也是一个比一个小气。这些人想的是各路人马齐来勤王,倾国之力,还怕不能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吗?既然是必胜之事,自己又何须劳民伤财,太过积极呢?过得去也就行了。可人人都这样想,人人都指着别人,还有谁能指望得上!
而且打从朝廷将权力下放,各地割据之势渐成,各府的军队几乎都是各府大员的私兵。既是私兵,也就成了个人的宝贝,仿佛已于国家无关,谁又舍得消耗自己的财富?且不论打起仗来损兵折将,光是调动兵力,都要消耗不少钱粮,还得耽误辖地的农活儿。这样一来,自然谁都愿意承担的越少越好了。
于是等到刘松集齐各府消息,把各府报上来的兵马数量汇总了一下,简直鼻子都气歪了。
“好一群无耻之徒!简直狼心狗肺,愧为朝臣!”他一边看,一边拍桌怒骂。
叛军人数有三万之众,而举国诸侯愿出动勤王的人马加起来竟然只有四万多!!四万虽然比三万更多,可要知道叛军踞守京城之险,粮草充足。而各地军队千里迢迢赶来,旅途劳顿,战力必定大打折扣,如果不是几倍于叛军人数,围剿京城还真不见得有必胜的把握。
刘松把各府送来的函信看完,各位府尹的回信简直出奇得一致,让人怀疑这是几封信仿佛只是由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