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父亲的单位盖了一栋家属楼，我们的家从城郊搬到了市中心。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中的小院，远离了湖光山色，我们也不必再和别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和哥哥住一间卧室，父母住一间卧室。父亲用了几个夜晚画出一套家具的设计稿，请来木匠给他和母亲的房间打了一房漂亮的家具。

次年夏季，父亲赤膊上阵用买来的木料弹簧亲手做了一个布艺沙发。不得不说，父亲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我似乎遗传了他的这个基因。

最早发现我动手能力的人是哥哥，他对着自行车坏掉的锁发呆时，我轻而易举帮他解决了难题。之后他就怂恿我撬开了父母装钱的那个抽屉，他按老规矩拿了大头，分给我四分之一。

东窗事发后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却不知哥哥是如何狡辩脱罪了。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和哥哥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小姑与我的对话却让我十分震惊。

小姑是家族长辈里唯一幸存的女孩，她与我相貌惊人相似，年龄也只比我大十岁。那年暑假我去爷爷家，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姑问我是不是没有零花钱才选择偷窃。

我告诉小姑是哥哥告诉我那个抽屉里有钱的，我没拿多少。小姑当时的表情很震惊，她问我为什么不告诉父母。我说“我告诉他们了呀！”

随后小姑陷入了沉思。

九岁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对成人世界的猫腻毫无防备之心。我知道自己不讨喜，却对这不讨喜的原因没有探索的欲望。或许是从来没有渴望过得到，我也总是不在意失去。

搬家后的我转学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小学，透过教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家里的客厅。上学的路上再没有黄狗的追逐，也没有大哥哥大姐姐打劫。铁轨倒是有一条，那里是繁忙的京广线，每次从那里经过都需要仔细聆听转角处的声音，如果发现有火车快要经过，就要快速通过或者耐心等待火车走后再行。

哥哥没有转学，他的学习成绩不好，为了不至于跟不上进度老师劝他留级。我听到父母讨论这个事情，他们认为换个新的地方儿子又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老师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这样不利于他的学习。

我思考自己会不会因为转学而不适应，结果发现并没有。相反，我在新学校的学习成绩还得到很大的进步。那年正逢小学从五年改制成六年制，老师鼓励我直接从四年级升到六年级。

因为和哥哥不在一个学校，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交集，我并不太了解他的状况，直到小学升初中，我考入了市重点他考进了一个低等级的中学，我们在不同的学校读同一个年级。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发现父亲对给我起的绰号有了新的定义，那最后一个“一张嘴”以前被他说成是好吃贪吃，现在则成了诡辩的意思。我和哥哥只要在一起就会争论不休，而我的语言能力往往令他愤怒不已。每当他说不赢了就会想要付诸武力。两岁的身高差和男女武力值的差别让他已经可以稳胜我一筹。

尽管我很想搬出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道理，无奈哥哥根本不吃这一套，在几次打斗中我败下阵来，只得大喊“妈~他又打我！”

每当这时母亲就会对哥哥说“你是哥哥，要让着妹妹。”母亲还会对我说“你就是嘴巴讨人嫌，少说几句会死啊？”

我说不出母亲的逻辑有怎样的不对，但还是隐隐觉得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实治标不治本。

我和哥哥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获得的内在驱动程序却似乎完全不同，父母对他的宠爱似乎将他变成了一朵温室的花，而我在冷落和嘲讽中成了一棵顽强的野草。这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两人的身体素质方面，更表现在遇到困难时的心态上。

我喜欢独自看书，喜欢疯狂攻克复杂的习题。但哥哥更喜欢待在舒适的状态